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生孩子一贯被认为是瓜熟蒂落的事情，这说明了妇女分娩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过程，曾几何时，这种生理过程在中国逐渐演化成了一种病理状态，女人生产不再是借助助产士温暖的手，而是被产科医生冰冷的手术刀所代替。这种历史的转变给妇女的生育健康带来了什么？不可否认，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赋予了人类健康崭新的一页，但是它同时忽视了社会人文等因素，从而导致了许多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助产士的衰败正是我国医学领域单纯追求科技进步的最好实例。
中国助产士的历史从古自今都没有间断，在古代助产士的名称又叫稳婆，产婆，接生婆等等，他们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寡妇，所凭借的能力是自己积累的生产经验和接生过程的知识，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但是可以说在古代稳婆对于中国妇女的健康，尤其是协助产妇分娩来说，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妇女的卑微地位，他们提供社会需要的服务却从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散播蜚短流长，有害良家妇女讯息的三姑六婆[1]。
然而这种社会所赋予产婆的悲哀在近代中国历史随着西医传入中国开始得到改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在此时被破除，有些女子纷纷接受西医教育，甚至被送往国外留学[2]。此时，有些医疗的有识之士注意到中国产婆由于知识水平低给母婴卫生带来的危害，当时接生婆常用的"三件宝"就是一把普通的剪刀、一个盛热水的木盆以及一条"脐带布"。而且，接生婆在接生过程中，赤手空拳接孩子、包脐带，脐带经常发炎。这样，产妇和婴儿很容易得上破伤风。当时还流传着"七天风，八天扔"的一句俗语，就是孩子出生后第七天就因患破伤风痉挛抽搐死亡，第八天就扔了。而产妇更是危险，有些接生婆竟用手拽住脐带用力将胎盘往外扯，导致产妇子宫整个翻转过来，甚至被扯出体外。有的更因胎位不正，导致母婴共同丧命的惨局[3]。为了改善这种恶劣的分娩状况，他们开始不遗余力的推行新法接生的助产术，杨崇瑞作为一位妇幼卫生事业的开创者，在1929年创办了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1933年，她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在她的推动下，全国出现近20所助产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助产教育师资和产科人才[4]。1943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助产士法》，明确规定了助产士的 职责、权利和义务。1947年，我国公、私立助产学校计86所，学生约1712人，全国持助产士证者计5268人。然而在当时中华民族陷入战争深渊的背景下，为数不多的助产士对改善当时的妇幼保健事业，可谓杯水车薪，但是这股新生力量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推广新法接生，改善母婴卫生条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法接生，在短期内改造了大批旧产婆，并设立了大批的中等助产学校以培养助产人才，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母婴死亡率，"产婆"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尤其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这些技术以及经济利益过份崇拜而看不到医学卫生领域里的人文和社会性，人们普遍认为产科医生要比助产士正常接生的技术水平高和更安全。此外自1972年以来培养出来的医生要比助产士多，出现城里医院医生空缺有限，医疗卫生决策人决定充分使用医生和护士，转换助产士的功能并推广百分之百的医院分娩[5]。这种医生、护士、助产士之间角色的历史转变，也引发了许多医学社会问题，其中中国剖宫产率的急剧增高就与这种历史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剖腹产率在80年代中期至今呈直线上升，较80年代以前明显增高。近年来，大多数城市医院剖腹产率已达40%-60%，有医院高达70%-80%[6]。甚至在北京等大城市医院产科里，有报导出现了100%的剖腹产率，而相较于美国的剖宫产率平均为24%、西欧各国10～16%、日本7.7%、荷兰6.6%[7]，我国剖宫产率在世界上高居首位说明了什么？剖腹产是否比自然分娩更安全呢？有许多研究证明，对于产妇，剖腹产死亡率比自然产高出2%～11%，产后妇产科疾病是自然产的5～10倍，还可能因感染导致日后不孕，及增加因手术输血而感染HIV等疾病的机率。 对婴儿来说，剖腹产易使新生儿有呼吸困难及肺部疾病、手术导致的外伤術，由麻醉引起的胎儿缺氧等潜在健康威胁[7]。
当前，许多医学社会学家分析了中国剖宫产率升高的诸多原因，包括为婴儿选择良辰吉日、产妇怕痛、认为剖腹产对婴儿较安全、担心自然产会使阴道松弛、对生产的恐惧等，这些大都是产妇要求"选择性剖宫产"的原因，另外也包括产科医生为安排方便的接生时间及减少医疗纠纷，而建议产妇选择剖腹产。在这些原因中，人们把剖腹产率升高大都归因于妇女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滥用医疗资源，产科服务医疗化这些决定性的因素，进而不能在政策改革上使力[8]。同时这些因素又于社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医疗卫生体制也与经济效益联系到了一起，中国公民除了一部分享有政府的医疗保险以及近几年新兴的农民合作医疗保险以外，大部分人只能自费购买医疗服务，同时，医疗结构也形成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模式，这种市场经济背景下，导致产科医院过度应用不必要的技术、药物以增加经济效益。
另外，有台湾学者研究，极少有产妇会因良辰吉日，避免阴道松弛等因素而主动选择剖宫产，这些大多是医生建议需要剖腹产，产妇自我安慰的附加值罢了，产妇因疼痛而要求剖腹产的例子的确常常出现，但是因为现今台湾不友善的生产环境，增加产妇的收缩痛之外的痛苦，而产妇的痛苦又受到产科服务者的忽视，使得有些产妇只好诉诸与开刀以求"解脱"痛苦。我们不检讨产科医疗措施对产妇造成的不便，反而责怪产妇的柔弱、不够坚强，这样将高剖宫产率归因于产妇种种"不理性"的行为，掩盖了医疗技术滥用这方面应有检讨[8]，台湾的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大陆的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那么怎样降低低当前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呢？虽然有很多人从社会、医疗、护理等方面探索了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并为降低剖宫产率开展了许多研究，但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9]。吴嘉苓认为应该以复兴助产士为主要的政策。由于助产士只能接生自然产，为尽其职责，势必会尽量增加自然分娩的可能，以求最大利润，同时也不能不顾及产妇及胎儿的安全。因此，助产士很容易了解身心合一的重要性，从而会尽力去建立产妇的信心、主体性，增强其自然分娩的能力，增强妇女分娩过程中的满足感。同时，助产士也易精确接生部位、监测母亲胎儿异常情况等技术，而不会像某些产科医生诉诸于手术刀来解决问题。美国、英国、澳洲等，有研究显示，重用助产士，对降低剖宫产率，降低生产中侵略性医疗措施大有益处[8]。
分娩原为一自然过程，现在在生物医学技术的影响下，被视为病理现象。即使是健康的产妇，到了医院，也一样常换穿病人服，待在病房里，躺在病房里，甚至还输着液体，一再被视为病人处理，分娩过程中，医院分娩又多只重视产妇生理上的结果，而忽略产妇所需心理上的支持。这样的产科服务模式容易导致"以医生为主导"而不是以"产妇为中心"的分娩过程，这种病理化的分娩过程，不能给予产妇全面的信息、情感的支持，也不能充分发挥妇女的自主性和善用产妇自我掌控的能力，所以，只要仍将生产定义为一病理现象，产科服务仍以医生为主导，剖宫产就可能会继续受到偏爱[8]。 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产科技术的盛行，准备分娩的女性从进入待产室到产房，就好像进入一个医院的生产线，配合产科医生，配合技术流程，配合仪器，直到孩子被医生生出来[1]，虽然这种技术性的产科服务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它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在强调人文照护的今天，这种产科服务模式是否需要重新思考？
在过去社会里人们将女性分娩视为自然过程，女子生产就像村子里有婚丧喜庆活动，街坊邻居会互相帮忙打点，只是生孩子是比较隐私的事，需要有经验的女性帮忙。分娩过程被看做是一种社交行为，而不是医疗行为，这种女人间的仪式性活动，形成古代的生产文化：由产妇、产婆及街坊妇人所形成的一个男人被排除在外的圈子[1]。当中国社会发展到现代医学技术兴盛的今天，同时产科服务与经济利益的密切结合，导致这种女性之间相互帮助的关系逐渐消失了，女性分娩从自然过程转变为医疗行为，在家分娩演化为医院分娩，接生者从产婆、助产士到妇产科医生。这种医疗化的生育文化一方面违背了生育是人正常生理过程和尊重妇女身体完整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浪费了医疗资源，所以中国助产士的回归应该是当前产科服务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重新起用助产士不仅要助产士自身提高对助产专业的认识，而且需要国家对助产专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这就需要全国上下关注助产事业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助产专业新的发展和繁荣。
评论：0 | 查看：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