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助产士和中国"导乐"
张毅芬 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
"导乐"原是个希腊词，是指民间照顾孕妇和产妇的妇女。但是这词在现代的希腊语里已失掉了这个意思[1]。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美为了控制剖腹产的剧增，引进了"导乐"的概念和服务。他们把民间妇女组成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导乐"的民间组织[2]。这组织的工作人员叫"导乐"。她们把"导乐"分为产前 "导乐"、产时"导乐"和产后"导乐"来管理。她们中也有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经考核后也能接生，但是她们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医务助产训练的。她们的社会功能是产妇的代言人，医生，助产士临床医护行为的监督员。类似的"导乐"组织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可是它们的实践仍是大同小异，但是在英国"导乐"是绝对不允许接生的[3]。
随着中国走向全球化，国内有要和世界现代化"接轨"的想法。因此 "导乐"这词终于在1996年先后被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引进来取代了当时的中国助产士。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助产教育自1993年以来在大城市里逐渐被取消。在产前和产后产房工作的助产士成了护士，产房的助产士是来自在产房经过在职学习提高的护理人员。由于新的助产士没有在助产学校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再加上她们的工作也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所以卫生部门也没有给她们设独立的专业职务和晋升渠道。她们中的许多人要不只好晋升护理 要不只好晋升医疗或辅助科室职务。有能力的人也陆续改行、退休或离休。
据我们调查的医务人员反映，取消助产士训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1972年以来，培训出来的医生在城里多供于求，再加上认识上的错误，觉得医生比助产士接生更安全[4]。卫生管理部门决定以医生取代助产士的产前教育和正常产接生的工作。助产士的产前，产时和产后的工作也由护士代劳。结果助产士就成了剩余的劳动力或美国式的产科护士。当"导乐"这词被引进后，这些过剩的助产士就变成了产妇私人雇用的"一对一"的产时助产接生的现代"导乐"。。
西方"导乐"的实践 对中国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西方"导乐"的接生就和中国传统的接生员或产婆一样。产后"导乐"的护理就和国内的月子保姆或月子护士。要说新的改革那就是他们的培训和管理的方法以及她们作为产妇代言人，医务人员的监督员的社会功能。可是恰好这些重要的社会功能却被国内的实践忽视了。
用助产士和护士做"导乐"工作使"导乐"约束医务人员的社会功能尚失。国内剖腹产率过高的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我们的研究分析指向了这个角色、分工和称谓混乱的问题。例如：医生做助产士的工作，护士做助产士的工作，助产士做"导乐"的工作，结果都是学非所用。产科的孕期、分娩和产后"一对一"服务的连续性也丧失。医务人员对工作的满足感也受到影响。产科服务的质量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用助产士做"导乐"，这涉及到助产士职业身份的问题。根据临床功能助产士分成"导乐"和"产科护士"。在技术上助产士的职业身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在全球化的趋势里，"导乐"的称谓奇怪地成为了中国助产士的一种现代化的象征。按理助产士作为一个古老的专业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可是进口的称谓"导乐"除了在工作机会和经济物质方面给她们带来了一些收益外，其实这一切对她们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她们应该在专业上得到社会和医务专业人员的承认。产科和社会应该接纳她们作为助产士，而不应该是"导乐"。"导乐"这称谓对她们来说是多余的，妨碍她们的技术专业化。妨碍她们的助产护理的连续性。
人们会认为如何称谓助产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为孕妇提供服务的内容。产前和产后护理究竟由助产士还是护士来做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为产妇提供了哪些服务。中国有"名副其实"的说法，而恰恰是"导乐"的偏差，使生育妇女没有得到应有的助产护理。"助产士"是中国生育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专业称谓，是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认同。作为一个专业，如果没有自己的名称，也就等于不存在，等于是否定和宣布这个专业的消亡。因此称谓对于做事的每一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了，那很难想象这无名人士的生活状态。
职称与接受教育与训练相联。产前，产时和产后护理由助产士，医生还是护士来管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助产士是正常产的专家。除非医生，护士和助产士都是受过同样的训练，有同样的工作内容和时间，否则就会存在质量不同的问题。服务内容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质量。
结论："导乐"的称谓对助产士是多余的，从技术掌握方面来说是贬义的。如果要"导乐"这种服务，"导乐"应由其他的义务人员来担任。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卫生管理部门应重新考虑和认识助产士的意义，内涵，职能和职责，以便充分发挥她们在护理正常孕、产妇的作用，为降低剖腹产率和促进正常阴道分娩做出努力。